高校學生處分法律性質問題的憲法思考

來源:南粵論文中心 作者:蔣南成 發表于:2015-12-30 11:50  點擊:
【關健詞】高校學生處分 學校管理權 國家教育管理權 高校自治權
摘 要 我國高校學生處分因為權力本位傳統,學生合法權益保障滯后,出現諸多問題。這些問題的產生,高校學生處分權法律性質不清是根本原因,傳統理論對其無法給出符合現代法治精神的解釋,需要從憲法源頭重新認識。在憲法層面,高校學生處分權表現為兩種截然不同屬性的管理權,即國家教育管理權和高校自治權,它們在高校校規中的相互交融是高校學生處分權復雜性的根源所在。溯根追源,高校學生處分權法律性質得到明晰,也為回應現實問題和做出法律調整帶來新的思路。

         作者簡介:蔣南成,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13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憲法、國際人權法。
中圖分類號:D92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592(2015)12-057-03
高校對學生的處分權作為學校一種重要的管理權,攸關學生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因此,基于現代法治原則,在憲法層面對高校學生處分的根源、法律性質進行探討,是合理合法實現學生權利保障的必要前提。
一、問題的提出
何謂高校學生處分行為,是指學生違反了高校的管理規定,學校依據規定給與學生紀律處分的行為。有關高校學生處分的管理規定主要體現在高校學生守則之中,如果研究全國高校歷來的學生守則,就會發現高校學生處分權力本位嚴重,學生合法權益保障滯后。
主要問題如下:
(一)概念混亂
首先名稱表達不一。一般高校稱為“學生違紀處分條例”,但是有的采用過“學生違紀處罰條例”、“學生違紀行政處分條例”,以及“學生管理與學生自律協議書”等其它名稱。在傳統上學生紀律處分經常與行政處罰、行政處分相混淆,權力色彩濃厚。而有些學校的規定又含有某些契約的特點,學生紀律處分的定性不明可見一斑。另外,在2005年《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修訂之前,高校學生守則中“罰款”的規定確實比比皆是,修訂之后才逐漸絕跡。
(二)救濟不足
學生處分過程中,無論是事中的申辯還是事后的申訴,缺乏切實可行的救濟程序的支持,實際效果差強人意。雖然近年來高校學生處分規定中,有關學生權利救濟的內容不斷得到重視,但是由于權力本位意識依然存在,各個高校之間對學生權利救濟的重視程度參差不齊。至于學生處分事中的聽證程序,在互相借鑒痕跡明顯的各個高校的學生處分管理規則中也只是屬于少數派的選擇。 而幾乎所有的高校學生處分條例中,都不見學生訴訟權利的規定,在現實的案例中,能夠真正走上訴訟程序的也只是少數。
(三)法治體系不完善
雖然在2005年之后,各個高校都注意了學生處分管理規則制定的法律依據,一般既提到了《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等法律,也提到了教育部制定的諸多規章。但是在實際的制定過程中,由于我國憲法和法律中有關高校管理的規定十分有限而且太過原則,因此引導作用遠遠不及教育部的規章。譬如:《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高等學校學生行為守則》等規章的作用要遠遠大于法律。另外,一些規章缺少法律后果的規定,更像是道德規范,為高校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的選擇空間,高校學生處分管理規則就很容易直接創設學生的權利和義務,如此低階位的規則創設權利和義務是有違憲法基本權利保護原則的。
各個高校在制定學生管理規定的過程中,儼然兼具立法者和執行者的角色,而自我管理權抑制和外在監控法律手段卻十分有限,處于弱勢一方的學生的合法權益始終處于受支配的地位。這些問題的存在,表面上是權力本位傳統使然,究其原因是高校學生處分權法律性質不清所造成。
二、兩大法系的傳統理論及發展
高校學生處分權的權力本位傳統,并不是我國的專利,兩大法系在歷史中為了迎合這種傳統,同時又為了能夠在法治的背景下獲得一定的正當性,都各自發展出一些典型的理論加以注釋,但是在現代法治對權利保障和權力約束的要求下,都發生了變化,或被修正或被淘汰。
(一)特別權力關系理論的偏頗與改變
特別權力關系理論首先起源于十九世紀德國,然后影響到日本和中國。這種理論把高校和學生之間的關系區別于一般的行政權力關系,它是指基于法律上特別的原因(法律的規定或者本人的同意),為了達成公法上的特定目的,在必要的范圍內,一方取得概括的支配他方的權能,他方賦有服從義務的法律關系。 根據這種理論,學生一旦自愿選擇了一所高校,并被錄取,就意味著同意概括地接受該所高校的所有規則,而該所高校對學生也就擁有了概括的命令權和懲戒權,而且可以在沒有法律授權的情況下,制定規則限制學生的基本權利,并且學生不能提起司法審查。 我國高校學生處分在2005年前基本屬于這種情況,近幾年有了很大的改變,但是并未完全脫離這種理論的藩籬。
依筆者所見,特別權力關系理論只是時代的產物,是一種權宜之計,是對學校既成權力狀態的一種簡單注釋,而不是一種成熟的法治理論,甚至與之相悖。這種理論的基礎是邏輯上推定學生普遍“同意”接受學校的管理,把傳統中民事法律關系中的契約性嫁接到公權力之中,而且還逃避了法律的限制和司法審查,通過這種契約性把學生固化為一種特殊的受支配的身份,這與現代人權保障和權力限制的法治原則相違背。因此,在二戰后,特別權力關系在一些國家的憲法判例和憲法中得到了修正和改變。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通過判例確立了“重要性理論”,認為涉及憲法中所確定的基本人權,必須要有法律依據而不能由公權力自行決定。 而日本憲法采用“法的統治原則”和“人權保障原則”,要求特別權力關系中對人權的限制必須有法律依據,即使因私人同意而成立的特別權力關系也要允許司法審查。
(二)英美法系“代替父母理論和特權理論”的淘汰和發展
在二戰以前,美國一直援用英國形成于18世紀末期的“代替父母理論”。此理論認為學校對學生享有幾乎不受約束的權力,學校代替父母的地位管教學生,學生絕對服從于學校,排除了法院和他人的干預。直到1961年,美國法院才在一案件中推翻這個理論,認為學校與學生之間的關系應當受到憲法的制約,學校對學生的管理權力并非絕對,學生的基本權利應該受到法律保護,這些權利不應該因為學生進入大學而遭到否定。 “代替父母理論”與“特別權力關系理論”有異曲同工之處,都是對學校這種特權事實的理論假設,學校實際上并沒有真正得到學生父母的全面授權,況且大學的學生基本成年,其基本權利,即使是父母也不得侵犯。從歷史上美國學校管理學生的“代替父母理論”被廢棄的原因,最終也是憲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就目前而言,美國高校仍然擁有高度的自治權,可以依據自治權對學生做出休學和開除等方式的處分,甚至為了實現高校自治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排除《憲法》第8條修正案“不得施加殘酷和非常的懲罰”,以及第14條修正案“公民權利正當程序保護原則”的適用,但是僅以對學生“生命、自由和財產”等憲法權利不產生直接和實際影響為限,否則高校自治權也需要受到法院的合憲性審查。 (責任編輯:南粵論文中心)轉貼于南粵論文中心: http://www.dcddqc.com(代寫代發論文_廣州畢業論文代筆_廣州職稱論文代發_廣州論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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