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與公正之博弈:互聯網時代的“媒體審判”析論

來源:南粵論文中心 作者:羅許生 發表于:2015-12-30 11:46  點擊:
【關健詞】新聞自由;司法獨立;“第四權力”;媒體審判;輿論監督
摘要:“媒體審判”源自西方,中國是否存在“媒體審判”尚存爭議,但互聯網時代媒體對司法介入范圍更廣、層面更深是不爭的事實,對于媒體不當報道予司法造成的消極影響需要規避!懊襟w審判”現象的出現是傳媒與司法角色定位失當導致的,對所謂的“媒體審判”不應簡單予以認定,應該采取更為嚴格的標準,從主客觀兩方面結合予以衡量。媒體的輿論監督作用不宜過分夸大,還媒體真實傳播功能,實現“各歸其位、各司其職”,才是媒體與司法應有的關系定位。

         中圖分類號:D92604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7408(2015)12-0019-05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公租房制度的表達與實踐”(11BFX074)。
作者簡介:羅許生(1979-),男,江西永豐人,宜春學院政法學院講師,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憲法與行政法專業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法、法律教育與改革。媒體與司法的關系反映的是新聞自由與公正審判兩個基本人權之關系,兩者在憲政體制中運行中的復雜關系是當今世界共同探討的熱點話題,而在互聯網時代賦予了新的內涵;ヂ摼W時代的媒體不再局限于報刊、影視、廣播,微博、微信、數字電視、網絡等新媒體的興起擴大了公眾新聞知情權,新聞介入司法的范圍和途徑不斷擴大。因此,國內有相當一部分學者開始研究肇源于美國的“媒體審判”。國內研究傳播法的知名學者魏永征將“媒體審判”界定為媒體報道介入司法、妨礙司法公正的現象,認為媒體宣傳報道司法案件影響了審判獨立,是對法治的破壞。[1]多數研究“媒體審判”的學者觀點都大同小異,認為“媒體審判”的產生源自媒體監督司法產生的消極影響,是媒體監督權力的異化。①對“媒體審判”一邊倒的批判并未揭示出傳媒與司法的真正關系,“媒體審判”未必是造成司法不公的原因,筆者無意掩飾“媒體審判”給司法造成的消極影響,但更值得探討的是在互聯網時代媒體報道司法程序是否存在邊界,造成“媒體審判”的原因是什么?什么情況下才構成“媒體審判”?其判斷標準是什么?能否直接移植西方國家的標準?質言之,司法公開,允許媒體報道作為防治司法腐敗的一劑良藥,但又當如何防止媒體介入司法過度,確保新聞自由與公正審判之間的良性互動,最終實現“各歸其位,各司其職”?本文擬就這些問題展開論析。
一、傳媒與司法:互聯網時代兩種權力的博弈
1媒體報道司法的權力來源:言論自由還是第四權?新聞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基礎之一,是社會文明、開放的標幟,沒有新聞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近代國家一般在憲法中將新聞自由作為基本人權加以規定,雖然我國憲法基本權利部分未作直接規定,但從我國憲法第35條規定的意旨可推知新聞自由屬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新聞自由源于言論自由,為民眾實現言論自由的一種方式。也有學者持不同意見,認為新聞自由應該為一種獨立于言論自由之外的一種基本權利,其理論基礎源于“第四權理論”。[2]“第四權理論”認為新聞自由權是除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種權力,通過其媒體傳播功能可以有效防治司法腐敗。照此理論,新聞自由并非一種個人性的基本權利,而是一種制度性的基本權利,即新聞自由的權力享有主體為新聞媒體而非普通民眾。保障新聞自由的目的是為了保障媒體自主性,以利于發揮其監督職能,由是觀之,新聞自由是一種更工具性的權力。受“第四權理論”的影響,我國非常重視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作用,黨的十五大報告明確提出要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媒體報道司法的權力在于司法信息的傳播權,通過對司法運行的公開報道,實施公眾監督,減少司法權力的濫用。由于我國媒體的主導類型為“機關報型”,傳媒對司法的監督實質是一種權力對另一種權力的監督。但過于強調媒體的監督功能容易導致物極必反,媒體越俎代庖,形成“媒體審判”。本文作者認為新聞自由是具有一體兩面性質的基本權利,新聞媒體既有輿論監督功能,但更為基礎的是其制度性功能——傳播功能。新聞報道司法源自于新聞媒體作為“第四權力”,對司法腐敗預防監督的需要。同時,也是民眾知悉司法程序,實現知情權的需要。
2互聯網時代媒體介入司法的方式。傳統媒體受“機關黨報型”媒體主導,作為一種體制化的存在,媒體介入司法的方式往往受到一定限制。新聞媒體的報道,特別是對大案要案的報道要經過事先審核、批準。因此傳統新聞媒體報道的內容基本獲得體制內認可。另外傳統的媒體報道為一種單向度的傳播,是一種點對點的傳播,缺乏交互性,并且,傳播者與受眾者地位不對等,傳播內容的選擇主導權由媒體掌控支配。在互聯網時代,媒體傳播不再是單向度的傳播,其具有交互性、個體性、超強時效性與全球性。任何組織、個體均可發布新聞信息,傳播者與受傳者間之地位平等。在互聯網時代,不管是否愿意被傳播,事實上都處于被傳播狀態。傳統媒體對司法程序的報道相較于新興媒體具有一定的滯后性,但其影響已然存在。傳統媒體報道前,案件往往先在各類網站、微信、微博等平臺上公開,造成一定影響后,傳統媒體加入,進行后續報道,繼續擴大影響。隨著網絡技術發展,大眾傳播逐漸演變為人際傳播,媒體傳播方式進入“自媒體時代”,人人都可能成為信息發布者。
面對互聯網時代的發展,司法機關不可能封閉司法程序而無視群眾日益增長的對司法公開的訴求。自2013年以來司法機關紛紛開設官方微博與微信,截止2014年,含最高人民法院在內,31個省級法院、150個中級法院的微博群初步形成,司法公開正式跨入“微”時代。同時,中國法院庭審直播網、中國裁判文書網、全國法院失信被執行人查詢網三大公開平臺相繼建成,方便群眾及時了解司法信息。由被動公開轉向主動公開,法院審判不再神秘,新聞媒體報道司法的方式日趨多元化。
3互聯網時代媒體報道司法的邊界。近年來,媒體報道范圍幾乎不受限制,從審判前、審判中、審判后近乎全方位的報道,甚至成為司法程序啟動的推動力量,如南京的“天價煙”案、陜西“表哥”受賄案都是經過先前媒體報道才啟動司法程序?贫髟f “新聞媒介不能告訴我們該怎樣想,卻可以告訴我們想些什么。”[3]互聯網時代媒體呈“弱控制”趨勢,司法議題的設置完全由個體自主掌控,由于個體興趣及利益的多樣性,司法議題的范圍不斷拓展。套用科恩的話,在互聯網時代,新聞媒介不但告訴我們想些什么,甚至可以告訴我們該怎么想。

       放眼西方,新聞媒體的報道十分寬泛,如美國更加重視新聞自由,媒體報道幾乎不受限制,由此導致“媒體審判”時有發生。而英國設有藐視法庭罪,用于制裁媒體從業人員超越法定邊界過度介入司法影響司法裁判的行為。其對于實行嚴格責任規則的藐視法庭罪,存在三個限制性條件:第一是嚴格責任規則只適用于針對公眾或部分公眾的一般公開行為,私人通信不屬于其適用范圍;第二,媒體報道評論指向的是正在進行的訴訟程序,不適用警察調查期間所作的評論;第三是媒體報道產生實質性風險和嚴重損害。[4]而實質性風險被定義為非遙遠的或非最低限度的風險。依據禁止藐視法庭法之規定:相對于整體討論而言,如果對特定法律訴訟程序造成阻礙或損害的風險僅僅是附帶性的,那么作為在善意狀態下對公共事務或其他涉及到公共事務的討論的一部分的相關公開行為將不被視為藐視法庭罪行。在英國,新聞媒體對司法的報道較為自由,作為一般原則,司法行為必須公開。如果法院將案件審判過程公之于眾,司法的透明公開將降低暗箱操作的空間,提高民眾對司法的信任度。一方面法院的所有程序及其向法院提交的證據都應公開,并允許新聞機構旁聽;另一方面允許媒體對司法運行程序進行客觀公正的報道,特別是公眾廣泛關注的案件對于媒體的報道不施加過多限制。②在互聯網時代,新聞報道并非沒有邊界,特別需要注意新聞自由與隱私權之關系,新聞報道不得侵犯隱私權,應作善意報道,平衡報道,兼顧原被告雙方而不作傾向性報道。新聞報道容易傾向對弱勢群體的同情而在道義上予以支持,關注弱勢群體,體現了新聞記者的使命,但司法報道中更應區分客觀真實與法律真實,把新聞事實轉化為客觀事實再轉化為法律事實。夾雜道義情感,偏向一方的報道違背新聞職業道德,也背離新聞自由之價值。 (責任編輯:南粵論文中心)轉貼于南粵論文中心: http://www.dcddqc.com(代寫代發論文_廣州畢業論文代筆_廣州職稱論文代發_廣州論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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